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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什麼不禁枪?(转)

归档日期:07-25       文本归类:毁伤程度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历朝历代只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刁民,在大清朝掌握了大批长枪短炮,朝廷为何不禁?

  雍正乾隆年间(1735~1736年),黔东南一场大规模苗民叛乱终于被讨平。事后清点战果,除数万反贼首级外,还缴获各类鸟枪、火炮共计达四万六千五百多门。

  除了朝廷控制力薄弱的化外之地,内地刁民的武装也不容小觑。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全国范围的民间火器专项整治行动中,仅广东一地就收缴鸟枪近万杆。

  相比陈胜吴广等挥舞农具和竹枪的前辈,清代平民能获得的武器装备足以让朝廷官军心惊胆战。

  在西方近代军火输入中国之前,清军中常见的几种制式热兵器鸟枪、抬枪和火炮在民间都有不小的保有量。尤其是鸟枪,由于轻便灵活,方便居家出行防盗防匪,深受百姓喜爱。

  鸟枪又称火绳枪,最早起源于欧洲,约在16世纪中期传入中国明朝。与早期火器只能粗瞄听响不同,鸟枪可以较精确地瞄准射击,很快在军中流行开。

  火绳枪枪机构造。与早期火枪相比,火绳枪通过扣动扳机点燃火药发射弹丸,便于准确瞄准

  但明朝百姓没有多少机会持有这种先进武器。明朝对手工业者实行“匠籍”制度,火器多在官营工场中生产制造,处于官府的严厉监管之下,很难在民间流传。

  《天工开物》记载的鸟枪制造技术。在《三言二拍》等反映明末社会生活的小说中,有不少平民持有冷兵器的描写,但少见枪械

  清朝前期,“匠籍”制度被废除,手工业者不再受官府的直接控制,清军的制式枪炮也常发包给民间商人制造,手工业者从此有了私自制售的机会。乾隆年间,甚至有人在京师公然。

  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及平民拥有鸟枪的故事有20篇之多,持有者涵盖了士绅、农民、短工、佃户、牧人、奴仆等社会各阶层。李汝珍的《镜花缘》中,也有9个回目提到鸟枪。

  2016年英国富苏比拍卖行拍卖的一支乾隆御用鸟枪,最终以198.5万英镑(约合167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随着民间保有量的增长,鸟枪很快被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道光年间,福建漳州据说在城外数里就能听到枪炮声。当地宗族械斗盛况空前,场面经常是“呼噪一声,则枪声齐放”,火力之猛,连地方官府都不敢干涉。

  若有必要对抗官府,火器也不会缺席。同样是在道光年间,四川民间会社“哥老会”曾纠集了数千人马与大邑知县干仗,甚至动用了重型火器抬枪,一枪便轰碎了县太爷的轿马。

  清朝流行的重型火器:抬枪,构造类似鸟枪,但体量较大,威力也大于鸟枪,发射需两人操作

  民间打得火热,各级官吏也不落后。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作者纪昀自己的家奴王发就公然持枪,其书中对乡民持枪更是司空见惯,毫无谴责之意。

  这幅官民持枪其乐融融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惊异:难道大清朝廷真的如此自信?

  康熙年间,有大臣建议查禁民间火器,康熙帝当即表示:天下安定关键在为政得失,与火器无关。民间火器难道还能多过吴三桂?除火炮外,其他火器无需查禁。

  但豪言壮语是一回事,法条律令又是另一回事。《大清律例》相关条文规定,民间允许合法持有的兵器只有“弓箭、枪刀、弩及鱼叉、禾叉”,其他皆为非法:

  凡民间私有人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号带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不过,清朝法律虽然原则上禁止民间持有火器,但同时又规定了大量可变通的情形,执行起来并不死板。

  例如在虎豹横行的深山老林,百姓若有自卫或打猎的需求,只要在鸟枪上刻上姓名,编号登记,就算合法持有;

  边疆滨海或民族混杂之地,如果治安恶劣,朝廷认为确有自卫等正当需求的,也会允许持枪,具体操作比照山区。这些特许地区幅员广大,边疆各省皆有。

  按律不允许持有鸟枪的内陆腹地,到了清中期,民众非法持枪也已很普遍,如纪晓岚的家乡河北沧州,就不在按律应持之列。虽然历任皇帝都颁旨查禁,但各地官员执行得三心二意,普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对此,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说得直白:“盖谓非有叛逆重情,铸此何为?”——不是要造反,铸炮干什麼?谁铸,谁就是反贼无疑。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奏请查禁出洋海船私自携带的火炮。乾隆帝批复:各国蛮夷海船来华,都携有火炮,天朝商人出海无炮,无以自卫。还是听准携带,出洋时将炮位数量点检清楚即可。

  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议定了更细致的海船炮位稽查章程。章程规定:根据海船的大小,可携带的炮位从一门到四门不等,鸟枪最多不超过六杆,腰刀十把。民间火炮正式得到特许。

  这些法律规定即便在今天看来,也称得上人性化。但事实上,以当时的刑侦技术和社会管控能力,清廷即使想彻底查禁民间火器,也是有心无力。

  因此,既然刁民手里的枪禁不住,不如让良民也武装起来。大清朝廷相信,良民总比刁民多。

  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社会,地方士绅是朝廷维持基层统治的根基,尤其在面对刁民时,与清廷是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和平时期,士绅们维持着基层社会秩序;战时,则积极协助清廷应对内忧外患。朝廷的确也得仰仗他们:清朝建立后,八旗、等正规军的战斗力迅速退化,地方团练很快就成为治安战的主力。

  早在康熙年间,清廷就有征调河南民间枪械爱好者补充正规军力的先例。对民间武装略加宽容,战时往往就能派上大用场

  地方团练在乾隆晚期就已初露锋芒。在平定白莲教叛乱中,四川、湖南等地的团练都起了重要作用,以至白莲教一旦抓到组织团练的士绅,必定痛加折磨,反贼落在士绅手里,也必遭虐杀。

  到了清中后期,面对太平天国、捻军等规模更大的刁民叛乱,曾国藩、李鸿章们也纷纷组织家乡的团练,建成著名的湘军和淮军。

  除了应付内部的反贼,民团也偶尔要抵御外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东绅士积极奔走,购置了大量武器弹药,先后组织起人数达十多万的团练队伍,准备将英法联军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平定太平天国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团练坐大的现象。除了湘军、淮军等军事集团,各地士绅普遍以办团练为名,扩张势力,干预地方事务。清朝对基层日益失控。

  到了清末民初,团练持有的武器已不再是鸟枪土炮,而是从海外进口的洋枪洋炮。

  以广东为例,根据1924年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广东全省民间枪械多达400万支,而官方军J的枪械总数仅十余万支,不及民间武器的零头。

  此时的广东,承袭晚清以来的趋势,不仅各乡有乡团,城市商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普遍建立起强大的商团武装。商团甚至一度在广州西关建有实质上的自治政府。

  1924年,为支持北伐事业,孙中山领导的军府在广东开征苛捐杂税时,遭到商团武装的抵制,最终引发叛乱。府军和商团武装在广州西关地区展开大规模武斗,繁荣的西关商业区因此惨遭焚毁。

  在当代中国,除了真正的枪枝弹药,连玩具枪、模型枪、火柴枪,都在法律禁止之列,非法持有和制售者难逃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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