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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双林:西方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项以地理教科书为

归档日期:12-12       文本归类:毁伤目标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原名《从近代编译看西学东渐——一项以地理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三联书店

  文明一词,在清末民初曾一度风行,用当时人的话说:“文明文明,在今日几为人人之口头[i]禅,虽妇人孺子,无不能用之于吐属矣!”[1]大有和“科学”一争高下之势。[2]但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这个名词的流行,文明一词逐渐被取代。据陈序经后来说:当时“一般的人们所谓文明戏、文明结婚,固已少见,就是一般的学者对于文明两字,也较少用。”[3]曾经几乎是人人宠爱的“宁馨儿”,一时间竟成了弃儿。

  孰料,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以后,随着革命浪潮的退隐,文明一词在20世纪末又热起来,上至[4],下至厕所标识[5],几乎无所不在。各高等院校先后开设了文明史课程。中学历史教科书本来是讲历史,可偏偏要生硬地塞进几个文明的字眼以示趋新。“文明”既如此抢眼,不由得学界不注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出版一批文明史教科书外,还出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平心而论,这些研究成果除在个别问题上存在重复劳动的现象外,总体上对我们了解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颇有帮助。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学人,这些研究者在对近代西方文明观念进行评价时几乎是一面倒的肯定,毫无批判意识。历史无情!正如鲁本斯坦所说:“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6]文明是创造的过程,也是毁灭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一味为近代西方文明唱赞歌,忽略其“毁灭”的一面,不正视其“毁灭”的历史内涵,弄不好就会掉入殖民主义者设置的思想陷阱。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学者中,不论是使用德语的诺贝特·埃利亚斯,还是使用英语的雷蒙·威廉斯,抑或是使用法语的费尔南·布罗代尔,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提醒过我们。埃利亚斯在所著《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写道: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7]很明显,埃利亚斯这段话(包括整部书)中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绪,他所说的“西方社会”,应该主要指英法等国,而不包括德国。换句话说,“文明”是英法等国表达自我意识的一个专有名词(德国人宁愿使用文化这个概念)。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专门考察了civilization一词的意义、起源及嬗变,指出:“在某种意义上,civilization这个词的新义在18世纪晚期是两个概念的特殊组合,它既指‘行进中’(process),又指某种‘实现了的状态’(achieved condition)。隐含其中的则是启蒙主义的普遍精神,强调世俗和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至19世纪初期,civilization一词开始贴近现代词义,它不仅强调文雅的举止和礼貌,也同样强调社会秩序和知识的系统化。”[8]“在现代英文里,civilization仍然指某种笼统的状态或情势,仍然与savagery(野蛮)和barbarism(未开化)相对立。”[9]早在《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一文中,布罗代尔就指出:“与文明相对立的是野蛮:文明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战胜野蛮,方能确立自己的地位。”[10]后来在《文明史纲》一书中,布罗代尔再次指出:“就其新义而言,civilization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开化的人,另一方面是原始的野蛮人或蛮族。”[11]综合以上诸家的论述,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明”不是一个普通的中性概念,而是“西方社会”(主要是英法等列强)表达自我意识的一个专有名词;“文明”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词汇,其背后隐含着一套话语系统,一种影响深远且广泛的等级理论,与其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想象中的一种世界模式。

  对文明的反思是一个大题目,本文则缩小范围,只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一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文献的使用上,以地理学教科书为主,但不拘泥于地理学教科书。

  何谓文明等级论?所谓文明等级论,是指从19世纪初年开始风行于英、美、法等国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学说。这种学说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并且通过等级的划分建立一个适合殖民统治的系统知识,一种思想秩序。文明等级论的传播是一个头绪繁杂的过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的渠道。这一学说于1820年代进入英、美等国中学地理教育,转化为各国国民的普通常识,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以后又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流传至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带有普世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可以说,地理教科书是这一学说传播的极为关键的途径之一。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虽然近代意义上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18世纪中期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文明等级论成形的时间不会早于18世纪后期。其思想渊源,除18世纪英国的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英格兰学派的思想构成其主要来源外,英国法学家爱德华·甄克斯、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奎斯·孔多塞等,对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12]

  19世纪流行于英美等国的文明等级论主要有三级制、四级制和五级制三种模式,其中以四级制模式最多,五级制次之,三级制最少。

  不同的民族可以分为三个大致的类别。野蛮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懂书写技巧,或不知道借用与书写相同的习惯性符号来稳固他们的思想(fixing their thoughts)。他们的模糊的、摇摆不定的观念仅仅与刺激他们感官的对象相联系。他们热衷于以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可笑的方式装饰自己的身体;他们喜欢锻炼身体,在这一方面远胜于我们。他们的勤劳一般只限于开辟一点园圃、垂钓和捕猎。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制作漂亮的工艺品,甚至拥有宽敞和漂亮的住宅。蒙昧人或半文明人通过理解书写、成文法、以正式的庆祝活动表达宗教意识,或者一个更加整齐的军事制度,已经明显摆脱了蒙昧状态。但是,这样的人掌握的知识就好比一堆杂乱的、支离破碎的观察—他们的技艺就像日常工作一样往复着—他们的策略局限于在危险时刻防卫边界,或者毫无计划地发动进攻。他们的进步总的来说是缓慢的和不稳定的,因为甚至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他们对自己应该瞄准的伟大目标也毫无所知。一个文明的民族是这样一个民族,它以科学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分类;它提高了手工工艺的档次;它通过表达人类内心不同的感情创造了“纯文学”;它拥有一个固定的立法、政策和战争体系,不仅为当前的环境规划,而且规划未来—在这样一个民族内,未遭迷信和狂热玷污的基督教在纯化和提升公共道德方面展示了正面的影响—最终,这个民族承认伟大的公法原则,即在和平时期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每一个别的国家,在战争时期尊重每一个敌对国家;承认毫无防卫能力的公民的财产权。[14]

  在野蛮状态里,人们几乎完全依靠狩猎、捕鱼和地球上的天然物产为生。纽荷兰(New Holland)及其邻近岛屿上的居民、非洲居民中的大部分、美洲土著居民被认为是野蛮人。

  在蒙昧状态中,生存主要源自于放牧和一些粗放的农业。中世纪整个欧洲均处于蒙昧状态。现在处于此种状态有非野蛮的非洲部分地区、阿拉伯部分地区和中亚、北亚的部分地区。

  在半文明状态里,农业和制造业已经进步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外贸仅仅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处于此类状态的有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和中国。

  文明状态是人类社会的最进步形式,尽管其具有相当的多样性。此类状态存在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和美洲的一些其他部分地区。[16]

  这是典型的四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源自于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四级社会阶段论。也是目前所知在英美等国地理教科书中第一次公开传播文明等级论。

  1820年约瑟夫·埃默森·伍斯特编写的另一部地理学教科书《现代地理学纲要》(An Epitome of Modern Geography)在波士顿出版,其中在自然地理部分的“人类”(Man)这一标题下也对文明的四个等级及其特征、指称对象有简要的介绍。[17]1823年,约瑟夫·埃默森·伍斯特在编写的第三本地理学教科书《地球和它的居民概要》(Sketches of the Earth and ItsInhabitants)一书中再次重复了这一看法。[18]1822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的由杰迪代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和其儿子西德尼·E.莫尔斯(SidneyEdwards Morse)合编的《新体地理学》(A New System of Geography)第23版,和在英国爱丁堡出版的六卷本《爱丁堡地名辞典》(The Edinburgh Gazetteer,or Geographical Dictionary)第1卷导言中,对这种四级制文明等级论亦有程度不同介绍和阐述。[19]这些地理教科书均曾多次重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所谓五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是指在野蛮(the savage)、蒙昧(the barbarous)、半文明(the half-civilized)和文明(the civilized)之后,再加上开化(the enlightened)一级。目前所知,最先使用五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的是美国的威廉·C.伍德布里奇(William C. Woodbridge)。1821年,伍德布里奇在哈特福德(Hartford)出版了他编写的《地理学入门》(Rudiments of Geography)。书中的“文明”标题下写道:人类被发现处于五种不同的社会状态:野蛮(the savage)、蒙昧(the barbarous)、半文明(thehalf-civilized)、文明(the civilized)和开化(the enlightened)。[20]书中还对每种文明类型的特征及指称对象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书以后经过多次修订再版。目前能看到的计有:1825年第三次修订的第5版、1828年的第9版、1829年的第11版。1824年伍德布里奇在哈特福德出版了他和特洛伊(Troy)女子中学校长艾玛·威拉德(Emma Willard)合编的《古今地理学通论》(Universal Geography, Ancient and Modern),其中论及“文明”时再次对五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21]下面我们以1825年出版的《地理学入门》(Rudiments of Geography)中的“文明”为例,看看五级制文明等级论的具体内容:

  社会状态依据人们的知识、技能(诸如建筑、纺织、冶铁水平等)和他们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来决定。

  第一,野蛮状态是指在这一状态下,人们主要通过渔猎或抢劫来维持生存,衣兽皮,一般露天居住,或只有非常简陋的小棚屋。(参见西北地区、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版画。)

  他们很少农业和制造工艺知识,没有领土观念或法律体系。他们很少在城镇和乡村集中居住。

  第二,蒙昧状态是指在这一状态下的民族依靠农业或放牧牛羊生活。他们有一些制造工艺知识。(参见切尔卡西亚、鞑靼、阿拉伯半岛和南非的版画。)

  蒙昧民族在乡村聚居,有一些正规的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形式;但他们没有书写语言和书籍。野蛮人和蒙昧人常常很残忍和带有报复性,而且像对待奴隶一样强迫他们的女性从事劳动。

  第三,半文明状态就像中国和南亚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懂得农业和许多精湛的工艺,有一些书籍和学问,拥有确定的法律和宗教。

  他们仍然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们的女性,保留许多像野蛮民族那样的别的习惯。

  第四,处于文明状态的国家有波兰和南美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印刷术方面;他们对待女性就像同伴。

  在那些尚未开化的文明民族中,有许多习惯仍然很蒙昧,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极其无知。

  第五,开化民族主要是这样一些民族,在其内部知识已经得到普及,科学和技术已经非常完善,就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22]

  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仅在书后的世界图表中有显示,课后还附有习题,包括人类社会形态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是野蛮、蒙昧、半文明、文明、开化,等等。

  由上可知,在以上三种文明等级论模式中,以三级制出现最早,至晚1803年已经面世;四级制和五级制出现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即大致在1819年到1822年前后。在以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文明等级论在模式上再无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哪一种模式,文明等级论都如一座金字塔,文明或开化与文明国家居于顶端,野蛮国家居于底层,蒙昧和半文明国家夹在中间。这是一种典型的等级结构。由于每一层级都有明确的指称对象,所以文明等级论同时是一幅世界文明地图,一种世界模式,当然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西方文明等级论在19世纪早期进入英美等国中学地理教育领域后,很快便弥漫开来。据说,“从1830年代到1870年代,一张文明发展阶段清单成为高中地理教科书的标准特征”。“文明等级论……连同对世界各地宗教、语言、种族和政府的简单描写被看成地理学的一个附加功能。它们常常被插在教科书的开头或结尾处,这些教科书主要通过不同大陆或国家来描述世界。”直到1880年代以后,这种开列一张文明发展清单的做法不再流行,但此类残存的假设依然非常活跃。甚至在整个1890年代乃至以后,根据文明发展水平来讨论不同国家和种族的相对成就的现象依然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种从野蛮(savagery)到文明的单线进步观念是美国中等教育标准的一部分。”[23]

  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里,“一种从野蛮到文明的单线进步观念”不仅是美国中等教育标准的一部分,而且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中等教育标准的一部分。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讨论西方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所以在此不再展开讨论。

  教科书的任务是向在校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以培养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但是在19世纪的英美等国,教科书特别是地理学教科书成为文明等级论的主要载体。随着此类教科书的普遍使用,文明等级论也被普及到整个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

  文明等级论不仅在欧美国家通过中小学教科书得到普及,使之成为一种常识,而且伴随西方的殖民扩张传到世界各地,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普世性的知识和价值。

  讨论近代西文中译史,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的翻译活动无法回避。其中《四洲志》主要译自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该书于183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1837年将首字An易为The后在美国费城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书中在论及“人类文明及社会状态”(The Civi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Man)时写道: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无处不在。细节往往被夸大,被主观臆想地描述,轻易地不加区分地强加于个体;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变异总可以在不同民族间获知。最大的区别,根据技术、文学、知识和仪态的进步情况,可以分为野蛮、蒙昧和文明。第一个没有任何进步;第二个,虽有进步尚不完善;第三个,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野蛮国家存在于美洲土著和南海岛民中间;前者无论如何已经被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取代。蒙昧国家总的来说遍及非洲,而且延伸到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文明国家存在于东亚各大帝国内,而且从更高程度和不同特点上看,存在于欧洲各国家及其遍布各地的侨民中。最近,文明也呈现出一种渐进的和前进的状态,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文明几乎是不变的。[24]

  这段话包含着一种三级制的文明等级论模式。1839年林则徐在组织人员翻译《四洲志》时,只选译了其中介绍各国地理状况的内容,对其中有关文明等级论的文字,未予翻译。固然,文明等级论作为一种世界模式,一种知识结构,《四洲志》在介绍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时,不可能完全不涉及,但该书毕竟没有系统介绍这一学说。

  就目前所知,首次将文明等级论比较明确而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可能是生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玛吉士。1847年玛吉士在所编的《外国地理备考》卷四“地球总论”中介绍世界各地人种分布情况后写道:

  又天下万国之人,有下中上三等之分。夫下者则字莫识,书莫诵,笔墨学部,全弗透达,所习所务,止有渔猎而已矣。原此等人并无常居,惟游各处,随畜牧也。夫中者则既习文字,复定法制,遂出于下等,始立国家。而其见闻仍为浅囿,更无次序也。夫上者则攻习学问,培养其才;操练其艺,加利其用;修道立德,义理以成;经典法度,靡不以序。河清海晏之时,则交接邦国,礼义相持;军兴旁午之际,则捍御仇敌,保护身家焉。[25]

  这也是一种三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不过玛吉士没有具体指明哪些国家属于上等,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哪些国家属于下等。这篇“地球总论”后来被魏源采入《海国图志》100卷本,随之得到广泛流传。B[26]1877年王锡祺在编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时也将这篇“地球总论”辑入该丛书第一辑[27],使之得到流传。

  1856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英华书院出版一部英汉对照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以后曾多次重印。该书系根据英国约克郡聋哑学校校长查尔斯·贝克(Charles Baker)编写的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一书编译而成。其实与该书配套的还有一部《智环教师手册》(The Teacher’s Handbook to the Circle of Knowledge)。这两本读物均以四课的篇幅对四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有所介绍,而《智环教师手册》因是教师用书,对各种文明类型特征的介绍尤其详细。其中《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的第154课至第157课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四课 国之野劣者论有等邦国,甚是野劣,全无教化。人衣兽皮,食则野果草根,或猎兽而取其肉。亚墨利加南北二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二岛,其土人皆是野拙如此。阿非利加内地之黑人,大半亦然。

  第一百五十五课 国之野游者论国无都城定处,民游各方寻刍以牧群畜,或寻机以侵邻部者,皆称野游之国也。阿非利加洲、挞挞里、亚剌伯、波斯,数邦之旷野,较别地多有之。其间或有居村落者,乃耕田,以土产易欧罗巴制造之货物。

  第一百五十六课 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论有等邦国之民,于格物致知,已有所获,于教化政治,已有所行,但仅得其偏,而未得其全者。如阿非利加数国,亚西亚之印度、日本、波斯、土耳其等国皆然。如此之邦,其人耕田,颇识工艺,有法有书,惟于有用之艺,多所未达,而习俗亦有惨酷者。

  第一百五十七课 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论西班牙、葡萄牙、以大里、俄罗斯、波兰数国,可称被教化而颇全者。其中士子谙熟技艺文学,惟平民尚多愚蒙。自此以外,欧罗巴之别邦,及亚墨利加之合众国,其民为天下之至明达者。

  很明显,为了掩盖西方人的文明等级论对华人的鄙夷和歧视,也为了照顾华人读者的感情,在“国之被教化而未全”的亚洲国家中,理雅各把中国给略去了。

  王韬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在香港墨海书馆帮助麦都思、伟烈亚力和理雅各等翻译书籍,对《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一书中介绍的文明等级论,想必应该有所了解。不过在王韬留下的著作中,未发现文明等级论的文字。

  在近代西方地理学东传过程中,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曾于1853年至1854年编译出版了两厚帙的《地理全志》。在该书的早期刻本中不仅未发现文明等级论的文字,相反发现一些与这一理论相牴牾的内容。如该书下编卷八“人类总论”写道:“人较之他生物,迥然不同,自为一类。然其间亦有差别,实因气候饮食之各异,非其生初若是也。使其易地而居,均可改观。”[29]也就是说,人类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气候饮食不同造成的,只要使其易地而居,这种差异就可改变。书中接着写道:“尝见他族,礼性优绌不同。即以同族之中相较,其或优或绌亦然。人民知礼之间,时有愚陋,所谓莠良杂出也。又有数部如阿非利加之波日曼,南亚墨利加之夫以然,皆外于教化间,有感动者,则循循于礼仪,与他国相同。”[30]也就是说,其他民族在礼性(即文明)上的确优绌不同,但这和同族人在礼性上的差异一样,即使非洲和南美的野蛮人,只要有感动者,也可循循于礼仪,与他国相同。这种观点,分明是反文明等级论的。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慕维廉修订后出版的《地理全志》中,却增加了文明等级论的内容。如该书在谈到各国政治地理时写道:

  万国之情形,分为四等:一生番,二少有礼仪,三大有礼仪,四文学技艺。[31]

  虽然文字表述与本文前引的论述有所不同,但仍能看出来,这是一种四级制的文明等级论。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后来多次重印,影响颇大。

  1885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持翻译工作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出版了由他自己口译、华人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此书译自英国人伯顿(John Hill Burton)撰写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该书1852年由英国出版商钱伯斯兄弟出版社(William&Robert Chambers)出版。书中的“文明”一节,专门讨论了不同民族由蒙昧到文明(nations advancefrom a barbarous to a civilised state)的发展过程。作者虽然没有像其他地理学教科书的作者一样,明确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几种形态,但在书中曾先后提到野蛮(the savage)、蒙昧(the barbarous)、半文明(the half-civilised)和文明国家(the civilised states)等文明等级概念。[32]不过,由于伯顿对the savage和the barbarous state未作进一步区分,因此,书中所含的文明等级论,表面看似是一种四级制模式,实际仍是一种三级制模式。

  在翻译过程中,傅兰雅并没有将“civilization”译成文明,而是译成了“文教”,将the savage译成了“野人”,将the barbarous state译成了“野人之国”,而将half-civilised译成了“半文半野”。

  需要指出的是,傅兰雅和应祖锡在翻译过程中并未忠实于原文,而是根据中文习惯调整了原文的语序,并在一些地方增减了内容,改变了原文的意思。如第18节中“然此种陋俗,在文教之邦亦所不免,即如中国女人缠足、西国女人束腰之类,俱于文教之中显出未臻极盛景象”[33]一段话,原书英文是:“The Chinese, who are only half-civilised, put a small iron shoe upon the feet of their female infant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 clumped up into a small space.”很明显,原书在此处明确提到中国是个半文明国家,但译成中文时被傅兰雅删去了“半文明”一词;相反,原书英文中并无“西国女人束腰之类”一语,但在翻译过程中被傅兰雅和应祖锡临时加了进来。又如在第20节中,有“英国固自称为文教之邦者,然观其国中之事,每与文教不能相符,尚介于半文半野之间”[34]一语。查原书英文为:“In our own country, which is called civilised,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belong properly to a low state of society.”译成中文应为:“在我们自己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里,有许多恰恰属于低等社会形态的事情。”有许多恰恰属于低等社会形态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尚处在半文明状态,但这段话被傅兰雅和应祖锡译成了“介于半文半野之间”,用心如此细刻,其心态很值得玩味。

  1903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华人基督教徒任廷旭的帮助下编译出版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此书之所以在文明等级论的传播中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是因为林乐知为该书写了一篇相当详尽的序言,对书中文明等级论的要旨做了如下概括:“论本书之内容,实可称为万国古今教化论衡。大概分教化为三等:最下,为未教化人;其次,为有教化人;最上,则为文明教化人。书中之先后次序,亦即准此。”[35]不难看出,林乐知的提要,所谓“三等教化”仍是典型的三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

  在该书第十集《中国与各国比较女俗考》第一章《总论教化》中,林乐知再次写道:“本书于上文自一集到九集全书之中,备详各国之教化,不能尽述,但总括其大略,可分世人之教化为三等,即未教化、有教化及文明教化是也。”“此三等教化,最下者,为未教化人,若斐洲黑人、亚洲生番、南洋岛民及美洲土人等,皆是。其人但知养身,故其所自知不足者,惟在于日用衣食之物料。此等知觉,虽禽兽亦皆有之。等而上之,则为有教化人,若亚洲东方诸国人民,皆是。其人能合群以立国,又能拜神以立教,其去未教化人远矣。最上者,则为文明教化人,今之欧美诸国,皆是。其人民,皆日新日进,永无自满自足之时。此为三等教化之大分别也。教化既分三等,则其教化所结之果,如政俗、教道、学术等,亦分为三等,皆与其教化之地位,适相符合矣。”接着,林乐知还对这三种“教化”进行了具体描写和分析。

  对未教化人的物质生活,林乐知写道,他们“但知渔猎以谋生,不知耕牧以糊口;但知支木为棚,不知筑舍以居;但知草衣卉服,不知纺织之利;但知地面之物料,不知地中之宝藏;但知用身力以求食,不知用心力以求胜;但知用天生自然之木石等器,不知制造五金之利器。此上古未教化人之情形也。”此段论述,大致相当于西方教科书中所写的野蛮(savage)。“厥后知识渐开,游牧度日之人,即有不愿出游,而变为耕地度日者矣。更有知石器不合用,而造铜铁诸器者矣。甚有嫌穴居幕居之不适,而作小屋以居者矣。筑舍既多,积成村庄,聚族而居,渐分支派。族派既分,俗尚自殊,即有恩仇之别,保护同族,仇恨异族,其世界之见识最隘,故其交通之往来,亦与之俱隘。但知有一族一支派,各立一长,以资保护,以免野兽之害,及他族之侵伐,无合群立国之思想也。”这段论述,略似当时西方教科书中所说的蒙昧(barbarous)。

  对未教化人的文化发展水平,林乐知写道:“未教化人不知有文字,但有土语以达其意。更不知有伦常,以强为胜,故其待女人,亦以其质弱而待之如奴。惟知识初开,少见多怪,往往不能明辨其由来,遂生百般错误。耳闻空谷之回声,信为山灵之传语;目睹天空之雷响,信为天神之车轮;月中黑点,如人面之眼鼻,遂造月中有人伐树之说。其论日月之交蚀,或以为蛇食所致,或以为猎犬所逐,鸣金伐鼓,救护不遑。其论慧星,皆以为凶兆,刀兵水旱,人怀惧心。其论星象,谓与人事有关,或占之,或禳之,星卜之学,于是起矣。其论虹也,或指为天神之弓,或信为怪物之下垂。其论地震,则以为鳌鱼震动所致,电火则以为怪物吐舌而成。偶于地中,见古遗巨兽之枯骨,信古传之有长人,或见古人所用之小石斧,疑为雷神所用之针。推而至于风水,亦有专司之神。种种幻想,皆由疑惧所生,又皆足为师巫邪术、卖药售符诸人欺世骗财之助,更皆足以束缚愚民,使之永不长进,固多疑多惧,无时而安,自无暇时以求长进矣。”

  对未教化人的宗教信仰,林乐知写道:“未教化人亦知拜神以求福免祸,但其所拜者,或为怪石,或为老树,甚至无知之废物,有知之微物,亦皆以为灵而拜之,由其心性愚昧,不能辨别真伪是非,但凭俗传之臆说而已,故其所拜之神,亦低微而不尊。凡死物生物及偶像,皆在拜奉之列,究其实皆无尊敬之心,以为神之性情行为,皆与世人无殊,亦有报仇之心,不可终侍也。”“至于未教化人之论灵魂,或以有无灵魂,为生人死人之分别,或谓人或于睡时魂离其躯,魂若不安,使人有疾,由是师庙祝,始行招魂之术,以骗病家之财矣。人见万物,莫不灵动,遂以为万物皆有灵魂,皆有权力,能为人之祸福,拜奉万物,拜奉鬼物之俗,于以起矣。”

  对于有教化时代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及其宗教信仰,林乐知指出:“有教化之世,其人民渐有定居,能合多族多支派人以立国,公举一长以为联族之共主。耕牧贸易之利渐兴,由语言而划为文字,文学于以发明。士农工商四民之事业,成为人民生计之大囗。其教导亦较前条理,拜奉天地三光、黑云雷雨诸神,能造成各像,设祭师以拜之。其所奉诸神之地位,胜于未教化时之诸神,有装饰之物,及拜奉之礼仪等。”

  对于有教化时代的政治,林乐知指出:“时则一国之中,政教二权,常握于一人之手中,由国王自为祭师长,以承祭祀。其中又设他法,归权于王,尊王为天之子,或使其人民,拜王为神。上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盛时,皆有此等风俗,不但责令人民,奉王如神,且奉王之命,一如天之命令。所谓奉天承运,体天出治者,皆此意也。”

  对有教化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林乐知指出:“其观女人,虽较未教化人略胜,然终不肯视同平等。或玩弄之,或欺侮之,无一人肯造就女人以成其材者。遂使家无贤妻之助,子无贤母之训,其国亦即成为半教之国矣。”

  对有教化人,林乐知指出:“故但以教化等级而论,则有教化人,自较未教化人为优,然起视其民,仍有昔年未教化时之积习,相沿不改。虽有国政教法,大异于古昔先民,而究其所从来,实尚未脱其未教化人之老规也。新旧并行,教化所由不长也。”

  很明显,林乐知所说的有教化时代,大致相当于当时西方教科书中所说的“半文明”。

  对文明教化时代,林乐知写道:“自有教化而进之,为文明教化。其国有权力,其教有仪式。推其由来,皆由于国人中,有自知不足之心,而后能进于此也。知不足者,知从前所恃者,皆在外貌,返诸内心,有何安慰乎!遂相率而叹曰:外貌不适于用,且有限制,不过在于一族一支派中能行之,极多亦不过推行于一国耳,岂能通于天下乎?”很明显,林乐知所说的“文明教化时代”,大致相当于当时西方教科书中所说the civilized和the enlightened。

  在此,林乐知还通过分析文明教化时代发生的原因,将话题引到了传教这个话题上:“时人既知外貌之有限制,则必求长进无限之道,以扩充之。既知政教之多束缚,则必求释放自主之道,以补救之。昔时各国所奉之旧教,皆为人所造,非出于自然之通教,不能通行于普天下同教之人也。”在这里,“各国所奉之旧教”自然是指世界各民族的本土化宗教,而“出于自然”,能“通行于普天下同教之人”的通教自然是基督教。所以他在回顾了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和人们在宗教信仰上的发展过程后特别指出:“文明之人,至于能尽三伦,自然当认基督教为天下之通教,与一族一国所奉之教不同矣。基督教感人之力,不在外貌而在内心。经云:上帝乃灵,拜之者,必以灵,必以真实。此可知上帝不在高山之巅,大江之涯,亦不在庙宇之中,更不须祭献之物。上帝与世人相通,不逾时,不限地,皆与人之心中相感触,相合一。有至尊之上帝为之主,而一切外貌虚假之恶习,自不能引诱之矣。有政教分途之法,而一切暴虐之束缚,自不能再施于人矣。此实为长进至文明之大原因也。”[36]换句话说,基督教的感化和政教分治,是世界文明进化的最主要原因。

  平心而论,作为职业传教士,林乐知借《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来传播宗教,本无可厚非,特别是他编写该书,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即“欲罗列天下万国之情形,以为中国之鉴,俾华人先得畅观未教化、有教化、文明教化三等之情形,然后可望其能自得师,由比较之功夫,以止于至善之地步”[37],应予肯定,但他在书中通过介绍各国妇女风俗,传播了当时流行于英美各国的文明等级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晚清期间,这种通过直接的西文移译传播文明等级论固是一个方面,其时国内知识分子也多有介入,则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

  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曾在其出使日记中提到文明等级论。1878年3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波斯国主游历伦敦,君主亦赠以宝星。《代谟斯》新报颇訾之曰:‘哈甫色维来意斯里[得],何足以当宝星也?’盖西洋言政治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B[38]此处所说的“色维来意斯得”即civilized,“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即half-civilized,而“巴尔比里安”,似应是barbarian。这分明是一种三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

  在此前后,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书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传播了历史发展阶段论,而这种历史发展阶段论乃是文明等级论的理论源泉,因此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文明等级论。

  1899年9月15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其中写道: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今略胪列之如下:

  第一,居无常处,食无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尽则辄散去;虽能佃渔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虽有文字,而不知学问;常畏天灾,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祸福;仰仗人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权于己身。如是者,谓之蛮野之人。

  第二,农业大开,衣食颇具;建邦设都,自外形观之,虽已成为一国,然观其内,实则不完备者甚多;文学虽盛,而务实学者少;其于交际也,猜疑之心虽甚深,及谈事物之理,则不能发疑以求真是;模拟之细工虽巧,而创造之能力甚乏,知修旧而不知改旧;交际虽有规则,而其所谓规则者,皆由习惯而成。如是者谓之半开之人。

  第三,范围天地间种种事物于规则之内,而以己身入中以鼓铸之;其风气随时变易,而不惑溺于旧俗所习惯;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为限,不以今自画;不安小就,而常谋未来之大成,有进而无退,有升而无降;学问之道,不尚虚谈,而以创辟新法为尚;工商之业,日求之扩充,使一切人皆进幸福。如是者谓之文明之人。[39]

  这也是一种三级制的文明等级论。据学者们考证,梁启超的这段话其实抄自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40]而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有关文明等级论的论述,又抄自当时美国出版的中学地理学教科书,[41]说到底还是一种西洋舶来品。

  不过,晚清至民国,国内学术和思想诸家对文明等级论究竟有多少介入,期间都有什么论述,应该说是个更大的题目,本文不作讨论。

  清末十多年间,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在中国传播,另一与西文移译同样重要的渠道,是中学地理学教科书的编译。近代新式学堂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开始出现,但大规模新式学堂的兴起则是在1905年科举制度改革以后。随着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新式教科书亦风起云涌,或编或译,各擅所长。不过坦率地讲,近代以来的新学知识主要的都是舶来品,因此当时通行的教科书直接译自国外者自不用说,即使所编各教科书,其包含的知识也多来自国外,具体到清末,则主要来自日本。

  在传播西方文明等级论方面,以人文地理学教科书最为重要,因为当时人文地理学(俗称政治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论各邦之位置境界,居民开化之程度,政体风俗人种言语之不齐”[42]。因此,当时除专门的人文地理学教科书外,许多普通地理学或中国地理教科书均有一编导论性的地理学概论,这些地理学概论的内容主要由天文地理、地文地理和人文地理(或政治地理)三部分构成。在介绍人文地理(或政治地理)时,如前所述,由于其任务的规定,往往会对文明等级论有所介绍。如1901年,留日学生萨端曾将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编写的《地理学》一书译成中文,交上海金粟斋译书社出版,两年后再版。1905年涪州学堂又曾将该书的重译本刻印,并改名《地学讲义》。该书在论及“人类开化之程度”时写道:

  野蛮之人人心各一,不成社会。无文学,无义理。猎山林,渔湖海,或食野生之植物,以资衣食。性好斗,无德慧智术。

  同年,叶翰将日本地理学家山上万次郎编写的《新撰大地志:亚细亚之部》译成中文,交上海正记书局出版。该书在“文明”这一标题下写道:

  渔猎之民、游牧之民、农耕之民三阶级者,为示文明之程度之标准,而地理学上常用之处也。就大体言之,时则如渔猎、游牧之民者,占由北冰洋沿岸至北纬六十五度北带之区域。游牧之民者,占由是以南至北纬三十五度中央之区域,与阿剌比亚及义兰之地。其他在印度、日本、支那、小亚细亚等者,农耕为业、定住之民住居也。是等之区别者,非人种之由来,而本于其所住居之地味与气候焉。例如在小亚细亚之土耳人者,虽已定住者,多住于西伯利广原,同种之人民,则住于帐幕,逐水草而移转也。如属于通古斯种人民,住北冰洋岸者,则渔猎为业,住西伯利之旷原者,则游牧为业,住黑龙江之谷者,则农耕为业焉。[44]

  1902年,上海金粟斋译书社出版了由日本地理学家中村五六编纂,屯野广太郎修订,樋田保熙翻译的《世界地理志》一书。同一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该书的另一种译本(番禺周起凤翻译)。书中在论及“文明之等级”时写道:

  一文明国民 有聪敏敢为之气象,学术技艺挺然秀出,生养之程度颇进步者之称。

  三未开明国民无学校书籍等,又无一定居处,逐水草迁徙,专以牧畜为生者之称。

  稍后,浙江官书局翻译出版了中村五六的另一部地理学教科书《中等地理学举隅》,其中在论及“文明之等级”时写道:

  一文明国民 有发达之理性,工于各种学业技术,生活之程度著著进步之国民也。

  从内容上看,除个别字句翻译不同外,《中等地理学举隅》介绍的文明等级论与《世界地理志》中介绍的基本相同。

  矢津昌永是日本著名地理学家,1903年,留学日本的吴汝纶之子吴启孙应矢氏的要求将其编纂的《世界地理志》译为中文,并由堂姐夫廉泉在上海创办的文明书局出版,堂姐吴芝瑛题签,父亲吴汝纶题签并作序。此书后经改订,于1905年再版。在该书后序中吴启孙写道:“矢津君日本地学专门家,自高等师范学校以下,全国中小学校生徒所习地理学,皆出其手编。而地理之学日新而不穷,以故其书岁时更定,不主成法。大抵由繁入简,使学者减省脑力,益明大体。是编最后出,多新得学理。且意欲为吾华教科书基础,纪事著言多为中国发者,尤其生平佳制也。”[47]但是在吴启孙如此看重、吴家众多新派人士一起追捧的这本地理学著作中,却充斥着文明等级论。如该书在论及“社会情态”时写道:

  社会之等级,从其发达之度,大别为三:曰未开,曰半开,曰开明。未开之社会,人民乏协同之心,多散处运动;或仅建小部落,食昆虫鱼兽,生活程度甚劣。尤劣者,不知协同为何事,徒相争斗,是谓野蛮人。其稍进者,往往建大部落,拥戴酋长,业牧畜,张幕为家,与家畜逐水草移转,是为张幕种族。或安居一地,知农耕之法,用粗造农具,食禾谷,是谓土著种族。半开社会,比未开者稍稍进步。人民聚集协同,建政府,有法律制度。其民专业农耕,收禾谷储之。稍稍富有,或营商业,或勤工作。技艺学术,稍有可观。然社会组织不完,弊害不少。至于开明社会,其组织灿然完备。政治由国民舆论断行。人民生命财产,皆得安全。教育普遍精进,博智识,尊道德。职业行分业之法,民富国强,文化蒸蒸,当今世界最得幸福之民也。[48]

  1905年,徐大煜编译的《最新世界地理志》由上海竞南学社出版。据编译者讲,此书主要译自日本民治三十七年(1904)的地理教科书,未说作者是谁。书中在论及“社会之情态”时写道:

  社会之等级,从其发达之态度,大别之曰未开、曰半开、曰开明。未开者程度甚劣,不知社会协同为何事,徒相争斗,是为野蛮人。其稍进者,建大部落,拥戴酋长,业牧畜,张幕为家;或安居一地,粗知耕作之法,略识工商之业。然社会组织不完,弊害不少。至于开明社会,其组织完备,政治由国民公论断行,人民生命财产,皆得安全。教育普及,博知识,尊道德,民富国强,文化蒸蒸,当今世界最享幸福之民也。[49]

  牧口常三郎是日本著名人文地理学家。1903年其平生第一部著作《人生地理学》问世,以后又多次重印。该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当年由浙江留日学生所办的《浙江潮》曾翻译刊登部分章节。1906年一位江苏留日学生翻译了《人文地理学》全书,并由江苏宁属学务处出版。1907年世界语言文字研究会编辑部再次翻译了该书,由上海游艺社出版发行,同年11月再版。书中在论及“人类之阶级”时写道:

  人类之居处各异,而各种之气象不同。因气象不同,而生活不同,性质又不同。其阶级遂因此而分焉。

  (一)不定住民 不定住之民,以猎兽捕鱼为业,逐鱼兽而迁徒(徙),为漂泊不定之生活。不知有桑梓,安知社会与国家?即所谓野蛮是也。

  野蛮之民,食物皆食天然物。不知动物之可养育,植物之可种植。一方食尽,又去而至他方。苟他方又无食物,则惟有坐而待毙而已。

  未开之民,较野蛮为进。张天幕而居,专事游牧为生活,逐水草而迁徒(徙)。然水草亦有时缺乏,故生活之道,虽不至于穷绝,而常有忧其窘迫者。

  (二)定住民 游牧之民,生聚日益繁衍,而不能播种百谷,则生物必有时而困穷。因又求得耕田之法,进而务农业,斯生产有恒,而无忧其缺乏;居住有定,而不致迁徒(徙)无常。所谓半开之民,正在此级也。

  定住之民,皆知爱乡土,结团体。有半开者,有开明者,其间发育之程度不等。半开之民,生活区域,尚囿于乡土,其交通手段,只在海岸通航。而国中政治,惟组织一专制之机关而已。开明之民,生活区域,必及于全世界,其交通手段,能遍达太平洋。而国中政治,必归于立宪或共和,而臻于完美。并资本充足,一举一动,能影响于全球,如今日之欧美各国皆是。[50]

  概括以上,当时引进的地理教科书很多是译自日本的地理学教科书,其中充斥着文明等级论并不奇怪,可是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地理教科书及讲义中,也同样充斥着文明等级论。如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中便赫然写道:

  人种高下,分为三等:第一曰文明,德慧术智,日发达而有进步者。第二曰半文明,文字义理,稍别于野人;然物理不明,惑于鬼神,笃于守旧,不知变法求新焉。第三曰野蛮,人各一心,不公不群;渔猎为生,罔知耕种;文字义理,无闻焉。

  白种人日近文明,黄种人犹半文明,若黑色、棕色、红色三种人,则皆未开化之野蛮也。[51]

  很明显,此地理教科书虽出自商务,然对文明等级论的热衷,与西人、日人相比,可说是不遑多让。

  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一本由谢洪赉编纂的中学地理教科书《瀛寰全志》。此书出版前曾经过总理衙门审订,并被认为“搜辑精审,详略得当,便于教习讲授”。但其中却写道:

  按社会发达之度,世界国民,可分五级:曰野蛮;曰游牧;曰半教化;曰有教化;曰文明。野蛮之民,各自为谋,即有协力之事,亦仅小部分,渔猎之外,惟事仇杀,无经营,无造作,在人类为最卑下,去禽兽几希。游牧之民,往往立一部落,奉一酋长,畜牛羊,逐水草而居,寡礼义,绝文学,性质刚猛,以劫掠为能。半教化之民,居有定所,业务务农,知协力之制,建国立法,技艺亦兴,然缺而不全,民俗卑陋。其有教化者,视前稍进,若再加以文学、技艺、德义,则进步更增,即所谓文明之国也。其社会之组织,已几纯全,政治专视公论,民生财产,安固无虑,教育之法,普及无遗,民智日高,民德日进,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且更冀进于大同之世焉。[52]

  该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印出首版后,于次年五月再版,十月印出第3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印出第4版,六月第5版,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印出第6版,四月第7版,十月第8版。进入民国以后,该书经过修订后仍在到处流传,到1913年6月,已经印出第13版。

  190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洪赉编纂的另一部地理教科书—《高等小学最新地理教科书》,其中亦充斥着文明等级论内容。如第3册“文化”一课写道:

  生人之初,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居寒地者,以兽皮为衣;居热地者,终岁裸跣。蒙昧无知,残忍好杀,人各一心,不公不群,是曰野蛮之民。历时既久,渐有从事畜牧者。所筑宫室,仅蔽风雨;或张幕为庐,逐水草而居。文字义理,尚无所知,是曰游牧之民。其后有获居腴壤者,从事农业,娴于工商,勉于文学,习于礼义。而物理未明,惑于鬼神,笃于旧说,不知变通,俗多鄙陋,是曰半化之民。至人类之最超卓者,工商技艺,穷极精巧,智慧发达,学术深邃,遵德义而贵礼让,人民乂安,国家巩固,则所谓文明之民也。今惟白种人日近文明,而黄种人则犹有滞居于半化之列者。夫黑、棕、红三种,则大都野蛮而已。[53]

  如果商务印书馆编辑地理教科书是一步先行,那么步其后尘的此类教科书的出版,则已经是日常商务,不过,其传播等级论的热情并不见减退。

  1906年,江楚官书局所刻《地理教科书》第一卷第33课“世人等次”以问答的形式写道:

  答:人本同等,后则性情礼义规矩各有不同,人类亦因之而异。现可由教化而分为四等。

  答:有国度律法文字,亦知设兵御侮,务农通商;而笃于守旧,不知乘变履世。事业文学,较逊第一等也。

  答:游牧者多,种田做工者少,亦有国度律法文字,而理学不明。稍稍别于野蛮而已。

  答:野蛮之人,人各一心,不公不合,不成国度;无文学,无理义;猎山林,渔湖海,或食野生之植物,以资衣食;性好争斗,无德慧智术。[54]

  1907年,高葆勋编辑的《地理总论》由粤东翻译公司出版。其中在论及“社会之等级”时写道:

  (一)开明之社会 其政治以舆论为先,其人民之生命财产,安全无害。其教育以精神为重,而道德智识,日进无穷。是故其民富,其国强,而其社会能享人世最大之幸福。此社会之发达,已于完全者也。

  (二)半开之社会 其人民恒群聚而居,协同以建政府。立法律制度,民多专力农业,亦有治工商者。学术技艺,间有可观。然社会发达尚未完全,每多弊害。

  (三)未开社会 其人民能建一大部落,戴一人为酋长。畜牧为业,张幕为家,逐水草而居,谓之张幕人种。其有略知耕种之法,使用精制之农具。以五谷为食,安土重迁,而不思进化者,谓之土著人种。

  (四)野蛮之民 其人民皆散处无团结心,无君长,无文字,无法律,而徒以争斗为事。晦盲否塞,蠢如鹿豕。其上建一小部落,食昆虫,猎鸟兽,以为生活,如寒带热带之民是也。[55]

  是以人群进化之理,虽发明于近代,而自时间空间各事物观之,其例愈为确凿。由时间者言之,大抵时代愈古,则其人愈野蛮,如《大易系辞》所谓上古穴居野处,以佃(畋)以渔;《礼运篇》所称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处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茹毛饮血。可知斯时之人,纯为野蛮之世。及伏羲氏兴,而为游牧之世。神农氏作,而为耕稼之世;及黄帝时,制度略备,自是以来,可谓由无化之民,进而为半开之社会。凡经一阶级,必历数千年之演进,均非一蹴所能几者。及由半开而进为文明,其阶级尤难躐等也。夫前此为渔猎,为游牧,皆属个人之生计,因旧法以利人,不能持久。其普通多数之众,皆迫于生计之促,不能不逐渐而思改图。此皆自然演进者也。至于半开之社会,多束缚于宗教法制而不能自脱,故其进步尤难也。更以空间言之,同此世界,同此人类,或此则为游牧,彼则为渔猎,此国为半开,彼国已为开明,此或因气候所限(寒带热带温带之各殊),或为地势所分(同一带中有海洋沙漠在陆之各异),故同一阶级,而经行之序,各分久暂长短之差,以致智愚相隔,有若霄壤之别。[56]

  由此可以看出,文明等级论已不限于地理学领域,而是通过时间维度渗入历史学领域。

  1908年,臧励龢编纂的中学地理教科书《新体中国地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短短三年时间内,该书曾先后印行8版。进入民国后经过校定,又印出第9版。该书对文明等级论亦有介绍,如书中在论及“社会”时写道:

  (一)野蛮之民。同类涣散,不公不群。或畋渔以为生,或取昆虫与草木之实以为食。晦盲否塞,蠢如鹿豕。

  (二)未开明部民。建大部落,拥戴酋长。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安于顽陋,不思进化。

  (三)半开明国民。虽无宪法,而政教尚备。工业亦颇发达。然笃于守旧,而无竞争思想。

  (四)文明国民。宪法完备,文学技艺,发达而有进步。文明进化之最优级也。[57]

  同年学部编书局所编高等小学课本《地理志略》中在论及“民品之等差”时写道:

  一、文明国民 有聪明敢为之气度,学术技艺,挺然秀出。生活之程度,日见进步者是也。

  三、未开明国民 无学校书籍,又无一定居处,逐水草迁徙,专以畜牧为生者也。

  四、野蛮国民獉狉无知,人事简陋,性情凶恶,仅依渔猎以遂其生命者是也。[58]

  社会也者,众合而有所共守也。其偶聚为社会者,无共同遵守之法律,无共同希望之幸福,其人无分治之法,亦无互保之心,自不得以社会论。……自古迄今,研究进化之公理,分别社会为三大端:一野蛮社会,二族制社会,三军国社会。[59]

  如果前述几种地理教科书都是四级等级论,此书是一种新的三级制文明等级论。不过这种文明等级论不是源自亚当·斯密的历史发展四阶段论,而是源自甄克斯在《社会通诠》中提出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论。书中还对“野蛮社会”、“族制社会”和“军国社会”的具体内涵做了详细解释。

  在清末,文明等级论不仅充斥于中小学地理教科书,而且进入大学课堂。如邹代钧是晚清地理学名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曾群起驱逐其他教习,要求学部请邹代钧前来讲授地理学课程。但在邹氏编写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中,同样包含有文明等级论的内容。如该讲义在论及“社会之等级”时写道:

  甲、文明国民 上下一心,有协同振作之气,宪法完备,法律修明,学术茂美,教育普及,遵道德,博知识,重卫生。农工商业,既勤且巧,生命财产,皆得保护。国富兵强,文化日进。方今世界,是得幸福之民也。

  乙、半开明国民 虽无宪法,尚有法律制度文学技艺。其民重农,即工商之业亦颇发达。城郭宫室具备,衣服器用充足。然教育未能溥及,社会组织不完处。此竞争世界,未能独立自主者也。

  丙、未开明之部民建大部落,拥戴酋长,以游牧为生业,逐水草迁徙,列幕布居。略有文字,条教号令,以便期会。而无定之疆土。亦有土著田作,知耕而不知耘,安于固陋,不思进化。今内外蒙古及阿剌比亚是也。

  丁、野蛮之民同类涣散,无大君长。无文字,无法律,以畋渔为衣食。晦盲否塞,蠢蠢如鹿豕。(以上寒带之民)或崇拜禽兽以为神,毁伤机体以为饰,食昆虫与草木之实,而不知耕作。(以上热带之民)凡此之人,文明国民,以威力驭之,如狼将羊耳。[60]

  还有一些教科书,虽然未公开宣传文明等级论,但在字里行间,仍不时透露出文明等级论的色彩。如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四册“外国之部”结论部分写道:“今更就五大洲之种族、教化、政体,而撮论之,阿非利加与海洋洲土人,性愚俗陋,若禽兽然,所谓野蛮之民也。亚欧北美之民,智慧颖异,志趣高尚,所谓开化之民也。”[61]

  1907年由河北译书社出版的由谷钟秀编译的《最近统合外国地理》中,论及“生业”时写道:

  人类生活之状态不一。猎于陆,渔于水,以营生活,有渔猎之民。逐水草移转,张天幕而居,有游牧之民。居处一定,仰给食料于简易之耕作物,有定住之民。此等尚有未开之状态,人智日渐发达,各于其地而选适宜之产业,以全力注之,农业、畜牧业、矿业、手工业等,愈趋复杂,而实用品之制造,便利品之供给,物产之交换买卖即愈盛。故生业者因文明之程度,土地之性质等,其种类及状况即大异。[62]

  在此,作者虽非故意,但事实上已涉及“渔猎之民”、“游牧之民”、“定住之民”这三种不同文明等级,说到底也是一种文明等级论。

  清末时期文明等级论的流传已如上述,至民国初年,情形并无改观,在当时编写的中学乃至大学地理教科书中,仍有许多充斥着文明等级论的内容。如谢洪赉的《瀛寰全志》经过修订后仍在广泛使用。臧励龢编写的中学地理教科书《新体中国地理》经过校定后再版。二书中的文明等级论内容没有丝毫变化。

  1912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李廷翰编写的《中华中学地理教科书·本国地理》,其中第一册在论及“社会”时写道:

  人相群而成社会。社会者,人类相互团结,以保证生存之道也。故社会之始,最出于自然。其后因土地之位置,形势之夷险,气候之寒暖,天产物之多寡,而有天然之进化。后因种族之智慧,体质之强弱,性质之良否,教育之盛衰,而有人为之进化。于是社会之阶级,有野蛮、未开、半开、开明之分矣。自野蛮以至于开明,其间所历之时代为五:一茹果时代,二渔猎时代,三游牧时代,四农业时代,五工商时代。[63]

  1913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观编写的《中学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地理》,此书经过教育部审定,认为“是书条理完密,取材亦精审,应准作为中学本国地理教科书”。但书中在论及“人民”时写道:

  人为万物之灵,吾国先哲之说也。然今世界人民,复视其开化与否,以定强弱优劣之别。遵道德,重学术,兴实业,善交通,是为已开化之人民。农业非不务,工业非不能,商业非不勤,然学术鄙陋,风俗顽劣,图苟安而不务进取,是为半开化之人民。事畜牧以为业,逐水草以为居,不知不识,不成国家,是为未开化之人民。今全地球人民不下十五亿五千五百万,而半开化与未开化者,尚居多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此世界之所以多事也。[64]

  1915年,由葛陛纶编辑、葛遵礼校订的《地理概论》由上海会文堂出版发行,该书的每册封面上都写着“学校必需,考试必读”八个字,就是这样一部“学校必需,考试必读”的地理学教科书,在论及“为国民之程度”时却写道:

  世界民品,可分四级:愚昧无知,残忍好杀,无居处饮食之度,是为野蛮之民。立部落,奉酋长,渔猎为生,居逐水草,无礼仪文学之端,是为游牧之民。设国立制,务农知学,然缺而不全,民俗污陋,是为半开化之民。精学术,工技艺,通商兴教,遵礼重义,国以富强,是为文明国民。[65]

  1918年,庞文源编纂的《新体本国地理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到1925年已经印出第9版。其中第四章“人文地理学”在论及“人类之阶级及种族之优劣”时写道:“人类亦动物之一也。因年代之递迁,与知识之增进,遂使世界各物,为人类所利用。今日世界之文明,人民之开化,其间盖经有多数阶级也。兹就人类进化言之,可别其为不定居之人种,与定居之人种焉。”其中“不定居之人种”包括“野蛮之民”和“未开化之民”两种。“野蛮之民”又包含“茹果时代”和“渔猎时代”;“未开化之民”指游牧时代。“定居之民”则包括“半开之民”和“开化之民”两种。“半开之民”系指“农业时代”,“开化之民”则包含“工商业时代”和“殖民时代”。[66]这是一种经过变异的四级制文明等级论,从中可以看出牧口常三郎的影响。

  还有一些地理学教科书在论及文明等级时,直接抄袭别的教材。如当时中国大学刻印的一本地理学讲义在论及“社会”时写道:

  (一)野蛮之民 同类涣散,不公不群。或畋渔以为生,或取昆虫与草木之实以为食。晦盲否塞,蠢如鹿豕。

  (二)未开明部民建大部落,拥戴酋长。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安于顽陋,不能进化。

  (三)半开明国民虽无宪法,而政教尚有可观,工业亦颇发达。然笃于守旧,而无竞争思想。

  (四)文明国民 宪法完备,文学技艺,发达精进,文明进化之最优级也。[67]

  不过,稍加留心就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传入中国的文明等级论在内涵上正在悄悄发生变化。1914年,傅运森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人文地理》一书出版,在该书的第三章“文明之类别”中写道:

  今日之民族,就其所涉文明之浅深,可分三级:曰天然民族、半文明民族、文明民族。天然民族,旧称未开人。半文明民族,旧称野蛮人。兹以其不当,故不用之。[68]

  在此未开化人变成了天然民族,野蛮人则变成了半文明民族。傅运森在此只说旧称使用不当,并未解释究竟怎么不当。这种新的三级制文明等级论,后来逐渐取代了其他各种文明等级论模式。如1925年,王华隆在所编的《新著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写道:

  人类既受自然之影响,其气质风俗自异。于是开化之程度不齐,有生活简单近于所谓原人之天然人者,有文化高超达于所谓开化之文明人者,两者之间,又有半开化人民,故可大别现在之人类为天然民族、半开化民族、文明民族三级。[69]

  人类所处之地域不同,气候土质各异,故其文明程度亦殊。学者就其进化迟速,分为天然民族、半开化民族、文明民族三者。[70]

  文明(civilization)云者,社会上物质的精神的财产之总称是也。凡人类以自己之经验,所获得之有形无形的财产,而可以传诸子孙者,均属之。自其发达上言之,有种种阶级,即有种种分类。但地理学之研究,在乎分布,故于其繁且琐者,省之略之。以其与地之环境有关之简且要者,而分天然民族(savages)、半开民族(barbarians)、文明民族(civilized men)为三。[71]

  1933年前后,郑天挺在为北京大学预科学生编写的《世界人文地理讲义》中论及“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时也曾写道:

  人类所处之地域不同,气候土质各异,故其文明程度亦殊。学者就其进化迟速分为天然民族、半开化民族、文明民族三者。天然民族生活简单,从未开化者是也。半开化民族虽渐进步,仍未脱野蛮之习是也。所谓文明民族者,超越禽兽以上,具有家庭社会组织,备有日常生活之财力者也。此财力非金钱之谓,能利用彼技能以维持身体健康—即所谓衣食住者,是谓有形之财力,即物质文明是也;能有伦理、法律、技艺、学术、宗教等之精神,学问以促进世界之大同,是谓无形之财力,即精神文明是也。[72]

  作者进而从住居和生业两方面对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做进一步的分类,指出:“生业上民族之类别,依民族住居情况分其类别,可区为二:定居民族与不定居民族是也。就其生业别之,则有三,即渔猎、游牧、农桑是也。”其中不定居民族,其生活条件仅知直接必要物之关系,而不知物品产出之土地关系。所以仅以衣食必需品之存在,而随时迁徙。就其与土地关系之厚薄,可分为终年漂泊之民族和一年或一时期定居一地之民族两种。前者为渔猎生活之民族,后者为游牧生活之民族,皆所谓天然之民族。渔猎民族以简单粗略之武器,捕天然成熟之动物以为衣食,故集聚于走兽鱼族之薮,不知贮藏,亦不知豢养。游牧民族专事牧畜,逐水草而居,张天幕为家,较渔猎生活固已进化,而仍不知定居生息。定居民族其生业较繁,住居有定,系由漂泊进步而来。渔猎游牧稍久,渐知农产之利,于是进而务农,遂成农业生活之定居民族。农业生活又可分为三个阶级,即简易农业、耒耜农业及园业。简易农业用最简易方法以事农稼,其法仅以果粒掘土覆之,待其生长,不事耕耘,其所培植多芋类之球根植物。以热带地方为最盛。耒耜农业即所谓正式之农业,温势热带最盛。其所种植以谷类为多。农业既盛,乃分其力培栽植物,花草果实之属,是谓园业。园业发达其利尤较耒耜农业为大。

  此外尚有因民族文明的高低,分为天然民族、半开化民族、开化民族三类。然此不过是最大的分类,实际上文化的发达上,有无数阶级。

  他还将其绘成下图,并表示:“此种分类,只能作为我们的参考资料,不能作基本原理。”[73]

  1935年以后,无论是在翻译的外国地理著作中,还是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地理学教科书中,已经很少见到此类文明等级论的内容。比较例外的是1937年李长傅和周宋康翻译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冒尔(Otto Maull)的《人文地理学》一书。书中认为,人类在其文化发展的中途,经过原始民族(Primitive)、自然民族(Naturvölker)、半文化民族(Halbkulturvölker)、文化民族(Kulturvölker)四个重要的文化阶梯。“这些真的时间的阶梯,确是经过年代之顺序而变化,这意义仅是各文化集团相对的顺序。反之,若作成人类全体任意时间的横断面,则其明示地球上各种文化阶梯,为并存的。”冒尔还指出:“文化阶梯的本质,本来与时间没有关系。”[74]既然文化阶梯脱离了时间性,那么历时性就变成了共时性,文化(文明)阶梯也就变成了文化(文明)类型。

  从上面所论来看,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文明等级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悄悄发生了变异。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三级制文明模式逐渐取代了四级和五级制文明模式,划分文明等级的标准也由原来社会进步、生活方式等多项标准简化为“定住”与“不定住”这一单项标准。

  第二,“半开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前面提到过,在19世纪英美等国的地理教科书中,无论是在四级还是五级文明模式,都有一个half-civilized(半文明)。这个half-civilized最初被译为“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理雅各)、“半文半野”(傅兰雅)、“有教化”(林乐知)等,但清末一般被译为“半开之人”(梁启超)、“半开之民”(江苏留日学生),但如前所述,1914年傅运森在其所编《共和国教科书·人文地理》中明确写道:“半文明民族,旧称野蛮人。”[75]既然是半文明民族,怎么会“旧称野蛮人”呢?难道是作者的笔误吗?不是。查该章第三节在“游牧民族”这一标题下写道:“游牧民族,有在天然民族中者,有在半文明民族中者。其所居之地为草原。其所牧之动物,为各种有蹄类。夫农牧二业,孰为先开,学者久无定论。盖本为一族之业,其后分离,遂各事其事耳。”[76]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半文明民族是游牧民族。无独有偶,王益厓在《人文地理》一书中干脆在“半开民族”旁边注上英文barbarians。在介绍“半开民族”的特征时写道:

  凡民族已脱原始野蛮之域,而稍能控制自然者,均属之。主为游牧民族(nomads),是由狩猎民族进化而来者,收获较确实,生活较安定,生产意识,经济观念,已早发生,其兼营简易农业者亦多。牛、马、羊、豕、山羊、骆驼、羊驼(alpaca)、骆马(lama),其重要之家畜也。今分布于非洲南美之内部,欧洲之北冰洋岸,亚洲之阿拉伯、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以及我国之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今人口甚少,在二千万左右。[77]

  可见,王益厓所说的“半开民族”也是指游牧民族。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少数现象。如王华隆虽然没有说“半开化”就是野蛮民族,但他在书中对此的解释是:

  半开民族多业游牧,其进步者业改良耕种。其所居之地概为广漠草原。所饲之动物因地而异,羊为最多,而马、骆驼之类亦并饲之。或兼营运送业,为最古时代内陆交通之机关。[78]

  可见,他所说的“半开化”仍然是指未开化或蒙昧人,即barbarians。李振郑在《人文地理概观》中也写道:“半开化民族,虽渐进步,仍未脱野蛮之习俗,如蒙古人民是已。”[79]

  只有葛绥成是个例外,在他编制的文明等级结构图中,半开化民族与开化民族均属定住的文明民族。[80]

  第三,“天然民族”逐渐取代“野蛮”,成为savage的通行译法,其内涵得到细化,其濒临灭绝的现状受到关注。以往the savage的中译名称五花八门,此时基本上都被译为天然民族。与此同时,天然民族被进一步细化为“拾食民族”(natural tribes)、“狩猎民族”(hunter tribes)和“渔猎民族”(fisher tribes)三种类型。拾食民族“不耕不牧,遇物则拾而食之,或昆虫,或草木之根实,皆天然产物。其间亦有渔猎者,然所获不过食物全体之一部。因此不能不数数移居,故其居室极粗率,且皆在交通不便之处。”[81]“亦有为强敌所迫而居其间者。”[82]狩猎民族较拾食民族为开化,其民以渔猎为业,能够使用简单武器,谋获野生动物,以供其衣食,故其住居概在深山丛林之中,是族虽主为狩猎,兼捕淡水鱼族,以为副业。渔猎民族,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沿岸以及西伯利亚之河湖海滨地域盛产鱼类,故其土人冬乘犬橇,狩猎于冻野之上,夏用舟楫,捕鱼于河海之滨。太平洋群岛之上,此类民族亦多。[83]

  人们在讨论天然民族时,都注意到了其濒临灭绝的情况,并分析了原因。如王益厓就在书中指出:天然民族在新大陆未发现前占有世界面积之半。今则区域日狭,人数日少,如夏威夷人近70年间由十三万减为二万四千,塔斯马尼亚人在19世纪初叶尚有五千,至1878年被全部灭绝。其他如非洲的布西曼族、霍屯督族、美国印度安人,北极周围的渔猎民族,自与文明人接触以来,莫不大减其数。[84]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时流行的看法是:(1)民族自身之罪恶:凡食人、虐杀小儿、杀人祭神,及战时之自相屠杀者,均属之。(2)与文明人接触之恶果,包括疱疮、麻疹、梅毒、鼠疫等传染病的输入,酒的输入等。(3)白人的剿灭。

  按照西方文明等级论,天然民族喜好战争,为什么只有在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遇以后才大量减少呢?第一个原因显然不具有说服力。传染病的输入导致天然民族的减少,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对白酒的输入导致天然民族的减少,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有说服力的证据。白人的杀掳在这里虽然被放在了最后,但无疑是天然民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综上看来,这些观点很明显是从西方贩来的。

  其一,经典的文明等级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形成的一种殖民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文明发展模式。其中包括三级(即the savage,the barbarous or the half-civilized, the civilized)、四 级(即the savage, the barbarous, the half-civilized, the civilized)、五级(the savage, the barbarous,the half-civilized, the civilized,and the enlightened),这三种文明等级论模式,每一层级都有特定的内涵和特指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这种经典的文明等级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模式,一个强大的话语系统。文明等级论于1820年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中学地理教科书,风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又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流传至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带有普世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

  其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传入中国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种是直接从西文移译,另一种是通过日本转道入华。从西文移译入华的传播主体,既有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也有中国知识界人士。其中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由于受中文水平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大多与华人助手合作,即由西人口译,华人笔述。或许是出于传教的方便,或许是为了避免在交往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也或许是碍于合作者的情面,这些西人在移译西方文明等级论的过程中,大多遮蔽了中国在这套理论中处于半文明国家的地位这一事实。

  其三,从1901年开始,西方经典的文明等级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传播的主体,由原来以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为主,华人为辅这一模式,转变成以留日学生占据绝对优势。与此相联系,文明等级论的来源已不再是欧美等西方国家,而是日本。当时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中村五六、横山又次郎、矢津昌永、牧口常三郎等人的著作被先后译成中文,其中的文明等级论内容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

  其四,尽管也有许多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或大学地理学讲义未曾传播文明等级论,但就上述那些传播该理论的地理学教科书或讲义及其使用的广泛程度来看,说从1901年到1930年前后,一张文明发展阶段清单成为中国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地理教科书的标准特征,似不为过。与19世纪文明等级论在英美等国风行的区别在于:第一,双方有一个时间差,而且该理论在欧美几乎风行了整整一个世纪,而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虽然也近一个世纪,但线世纪传播经典的文明等级的地理教科书都直截了当地运用文字、表格乃至图画,指出每个文明层级指称的国家和地区,而在近代以来传播经典的文明等级的中文地理教科书中,除极少数外,几乎都省略了不同文明层级指称的国家。当然,谁是文明国家,谁是半文明国家,谁是野蛮国家,谁又是蒙昧人或自然人,教科书的编者心里明白,读者心里也明白,只不过是未说出口而已。随着经典的文明等级的广泛传播,西方人是文明人,中国人是“半文明”人甚至“野蛮”人,不仅成为一种常识,而且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遇事自矮三分,则成为部分国人的下意识行为。

  其五,与福柯笔下的启蒙一样,作为现代性的文明化,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文明化人亦文明化,而究竟谁更文明,只具有相对性,标准不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打破文明等级论这种殖民主义世界模式,不彻底揭露这一理论的危害,

  不从根本上清除这一理论的影响,我们有可能永远被贴上“半文明”或“野蛮”的标签,永远没有资格在国际事务中争取发言权。一些西方国家动辄以“邪恶”来指责中国,以“不文明”来指责中国人,撇开具体情况,如果从文化上、社会心理上深挖下去就会发现,文明等级论依然在发挥着某种作用。历史并不遥远,历史就弥散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见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10月10日中国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曾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督促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97年4月21日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历史的狡计》,转引自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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